谢国忠:货币金融让普通人的东西越来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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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会保持长期的负增长状态

此次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是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受到的最大冲击。第二季度,世界经济跟去年同期相比,可能会下降超过百分之十几。在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过类似的情况,此次是历史上近百年来世界经济首次遭受如此大的衰退。

第二季度过后,政府想让经济正常化,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根据现在欧洲的态势,经济恢复有很大的限制。所以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应该还是会出现负增长,这种负增长的状态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关于世界经济的恢复路径,我认为最开始是下降趋势,第三季度可能有一个呈V型小幅度攀升,但是并不会回到原来的高度。接下来就像一个小爬虫一样,在负的状态波动。所以,关于世界经济恢复路径的传统想法,不管是V型还是W型可能都不太合适。

“逆全球化”趋势会维持较长时间

从政治上来说,全球化原来就已经有很大的阻力,现在阻力是越来越大。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资本能在全球自由走动以寻求最大的回报,而劳动者必须限定在主权国家里面寻找机会。这种不对称引起了世界贫富差别的大幅度上升,所以政治上反对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大。

这里还有一个战略层面的意义。如果一些产品不是在家门口、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生产的话,当真正急需的时候,即使是普通的产品,都会出现短缺,对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从国家安全上看,又多了一个新的阻碍全球化的因素。所以“逆全球化”的趋势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过去20年,跨国公司的利润率都是上升的,而且一直保持在高位,形成的通胀也比较低。也就是说,降低成本这个运行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也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盈利水平比较高,货币环境比较宽松,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股市上涨,有钱人的房子越来越贵。

从金融来说,货币金融起一个放大作用,它把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别通过金融放大,所以有钱人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值钱,普通老百姓的东西越来越不值钱。比如美国,现在曼哈顿的房子都是数百万美元,而一般老百姓的房子不值钱。这个是由货币政策引起的。

“去全球化”之后,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些趋势都会倒过来。短期内会有通缩的压力,因为收入下滑,需求不足。但是过一段时间会有通胀的压力。所以,货币政策能不能继续宽松是个问题。

就盈利来说,如果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生产必须撤回国内,利润率就会下滑,股市就会出现长期的熊市。

疫情后存在全球分成两个世界的可能

个人认为特朗普说“让制造业重回美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但是实际操作是不太可能的。

不光是“去全球化”,还有产业的重新安排问题。“去中国化”跟“去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去中国化”主要与国家安全相关,美国公司很可能把产业链搬到东南亚或者墨西哥。对他们来说,这是能实际操作的一种办法,这条路可能会走得成功一点。虽然成本也会上升,但是不会像搬回美国之后成本上升得那么严重。所以,个人觉得制造业完全搬回美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美国制造业,不光涉及成本问题,还有技术人员的问题。这三四十年,大家热衷于搞金融,所以工程师很少。大学里读工程的基本都是外国学生,现在又出现了不让外国学生留在美国的趋势。所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困难是非常大的,暂时搬到第三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中国加工的发展模式,有很多脆弱的地方。中国的模式是OEM,就是来料加工,而日本和韩国是自己制造的ODM模式。ODM模式下,因为有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或者自己制造业的特长,比如三星电子、丰田汽车,公司有一个核心技术是别人不能取代的,所以别人要来封锁的话就比较困难。但是中国这么多年都是来料加工,专属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多。现在很多要做品牌的企业想利用现有的产业链搞组装,但是组装本身不可取代的东西并没有多少,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中国现在怎么来补自己的短板?最核心的是芯片的问题,因为现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材料是芯片。中国20年前大张旗鼓地发展芯片,但这些公司最后都出现了问题,发展得不是很成功。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芯片,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万一美国停止供应芯片给中国企业,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

即使制造业转移,世界上也不会出现另外一个中国,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规模。墨西哥是产业链转移的一个目的地,它本来在汽车行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而其他行业,比如电子行业,是不是也能搬过去?现在还不知道。越南拥有1亿人口,也是很大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广东省,但是完全取代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产业链从中国走出去是会有分散的。

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从短期来说,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从长期来说,中国企业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能仅仅做来料加工。如果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生产别人做不出来的产品,那么在世界经济里面的地位就比较稳固。

日本在发展高峰出现的大量的品牌都是不可取代的,比如松下、索尼、丰田,它们在制造工艺上最先进,有很多独有的技术,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当时美国在政治上的反响非常大,但是日本经济也能够在外贸受到这么大影响的情况下,保持在4万美元的人均产值这样一个高收入水平。所以,拥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企业的独立性。中国现在强调企业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IP),但实际上在世界竞争当中,更重要的是制造工艺。比如台积电,它也是做芯片来料加工的,但是世界上现在只有两家公司能做,所以这个制造工艺就变成了不可取代的东西。

东亚是生产基地,疫情本来对制造业的影响比对服务行业的影响要小。西欧和美国受的影响那么大,是因为它们的服务行业占比达到70%以上。但是它们的需求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需求,东亚的供给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所以东亚地区就出现了工厂开工之后订单哪里来的问题。

个人觉得目前存在着全球以后分成两个世界的可能。发展中国家需要廉价的产品,可能跟中国贸易比较频繁;而发达国家将贸易跟国家安全相联系,可能离中国比较远一点。

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赤字而是效率

为应对疫情,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可非议。而且财政主要是转移支付,政府借钱,然后转移给家庭,让他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能维持消费能力。这是一次性的、没办法的举措。

但是如果是像去年经济还可以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还那么大,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经济下滑之后,赤字会不可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是通过财政借钱来维持经济,这种模式很脆弱。所以,疫情一来,就把世界给推倒了。

疫情时的赤字水平是不能跟平时的赤字水平去比较的。中国政府没有做转移支付,所以相对来说,因为经济不好,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会下滑,赤字可能会大一点,这也是不可控的事情。

中国的核心问题,个人觉得不是赤字的问题,而是发展方向,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中国是人均产值达到1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怎么能够达到像韩国这样人均产值3万美元的水平是核心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问题。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发展战略,达到3万美元的人均产值,这个是核心。

中国的核心是政府要变小,然后让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而人均产值是7万多,这3万占7万的比例是很小的。所以,要先把这个比例提升,经济效益才会上升,经济发展才有可能好一点。

现在我们政府的摊子巨大,很多地方的公务员或者是准公务员人数,这十几年都是成倍地增加。很多地方的投资都是在70%-80%的GDP这样一个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谈投资新基建是不明智的。所以,中国的核心是政府变小,钱让老百姓去花,让市场有机会去自己去挣这个钱,让公司独立发展。因为现在钱主要是政府花的,所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并不是自己去创造的,而是关注怎么去公关、去打通政府的关系。这是个大问题。

中国早就该让人民币实现自由浮动了,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话,货币政策就应该自己控制。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还是靠出口,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出口占到1/3的GDP。所以,人民币汇率跟着美元浮动,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问题。

中国要独立,汇率就必须要有浮动。汇率跟美元挂钩也是由来料加工、OEM的发展模式引发的。因为客户要求以美元定价,但成本是按人民币计算,为了工厂和企业的方便,就让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所以,中国要真正独立,人民币就要自由浮动。能够自由浮动,货币政策就能完全自己控制了。

通过投资刺激经济是一种浪费

所谓的“直升飞机撒钱”,就是转移支付。个人认为在疫情下是无可非议的,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家庭本来就需要有一定的支出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家庭没钱去买任何东西,公司也就什么东西都卖不出去了,这就变成了死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是对的。

从中国历史上来说,1998年之后国企下岗,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失业问题。后来,政府也没有给这些下岗工人很多钱,就是把原来住的公房,收一点钱,就给了这些工人。所以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它没有转移支付的愿望。中国政府总是把钱花在投资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这时候如果再通过投资去刺激经济,是一种浪费,还不如把钱给老百姓去花。

“新基建”这是个概念,其实根本就没有新基建。5G跟4G有什么区别?就是快一点。怎么变成新基建了?而且通讯这方面的投资本来都是上市公司做的,就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做,政府不应该让股东的钱变得政治化。

我觉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从内需上来讲,老百姓借的钱已经到了56万亿,那么他们再借钱的空间没有了。56万亿相当于13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所以再上升的话,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在出口这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去中国化”的趋势,所以中国必须要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收入比较低,这个市场的发展不可能是突飞猛进的,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核心靠的是提高效率。要提高效率,我们的企业品质、城市化都需要有很大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企业的独立性问题,让企业的文化能够继续形成,从OEM走向ODM。

第二是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中国城市化的浪费非常严重,建造了很多大家都不去的小城市。城镇化这条路走到今天,看上去效率是很低的。所以,中国要走大城市化这样一条道路。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朝前走要做三件事:政府精简,降低国家管理成本;公司从OEM 走向ODM, 提高市场控制力;城镇化走向大城市化,提高经济规模效应。只有将这三件事情做出来,中国经济才能有下一浪的上升。

本文为网易研究局首发稿件,不构成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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