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之年问道小微企业融资：结构性问题需系统性解决

特殊之年问道小微企业融资：结构性问题需系统性解决

本报记者李国辉 马梅若 张末冬

“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这个问题在疫情之前存在，在疫情之后变得更加突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也是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政策回应可谓掷地有声、不负众望。在这篇40年来篇幅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企业”一词被提及36次。其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多达14次，几乎都集中在了减免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支持企业融资等一系列目标上。可以说，全方位政策支持，给我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带来了信心和实实在在的利好。

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左右，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援企稳岗扩就业，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是一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焦点，更是当下“六保”的关键环节。

受限于规模小、业务单一、现金流匮乏，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们更是受到停工停产带来的“断收断流”、疫情全球蔓延后需求持续疲软带来的二次冲击影响，部分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倒闭的困境。此外，风险还可能沿着供应链和担保链上下传导，引发连锁反应。

对此，很多代表、委员强调，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不能只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应该重视外部环境对其造成的制约，结构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

政策加码力挺小微

小微企业生存不易。“疫情冲击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民营、小微企业经营困境，经营指标更趋恶化，新开业企业明显减少，银行授信难度加大。”徐诺金提出，中小微企业在经历了疫情初期运输难、招工难、资金难等多方面困难后，当前又面临需求不足的突出问题，企业预期较为悲观，导致企业融资需求下降较多。

“在工作中我发现，部分中小企业缺抵押、缺担保，达不到信贷准入门槛，难以获得信贷支持。”采访中，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直言，企业融资困境依旧存在。

徐诺金进一步提出，随着多数贷款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延后，资金周转、回笼减慢，清偿债务能力下降，对银行资产质量也产生较大冲击，特别是住宿、餐饮、旅游、交通、文娱等行业不良贷款压力更大。同时，全球疫情的持续时间及负面影响可能超出预期，其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沿海企业订单受到影响后会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向内陆传导。因此，疫情带来的影响仍将持续和深化。

这一形势下，政策加码势成必然。疫情发生以来，金融信贷支持已经在先行发力。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末，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2.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6%。规模增长的同时，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也有所下降。一季度，全国银行业累计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15%，同比下降0.72个百分点。自1月以来，到期贷款本息延期规模超过1万亿元。

“量增、面扩、价降”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这两个“一定”，凸显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之迫切。

具体来看，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2021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

纾困小微企业

在“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思路的指引下，监管一直通过政策引导、机制改革、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更大力度支持民营、小微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谈到，缓解民营和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需要短期精准发力、长期标本兼治。2019年，央行三次降准，在稳总量的同时注重优结构，构建完善“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框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政策传导效率方面，LPR改革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上述改革已初见成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银行业累计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15%，同比下降0.72个百分点。

但在疫情之下，受到严重冲击的小微企业仍然面临流动性危机。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在《关于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建议》中提出，疫情之下，小微企业首当其冲，80%小微企业存在资金缺口。

特殊时期，纾困加码。政府工作报告的“话音刚落”，5月25日，银保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对信贷、助贷、增信等环节收费问题予以规范。上述《通知》适用于各类型企业，充分体现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银行要做“赔本买卖”。近几年来，商业银行不断探索科技创新，在降低自身成本方面有不少突破，互联网银行这一新模式更是逐步探出新路子，有望推动小微金融服务成本下降。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支持互联网银行更大力度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他认为，过去5年，我国的互联网银行通过线上触达、大数据风控和人工智能，实现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开创了中国独有的创新模式，可以通过推动政企数据融合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互联网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金融机构承压何以解

疫情之下，除了小微企业受到冲击，银行资产质量也直面压力。

《金融时报》记者从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处了解到，2020年一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率2.04%，较年初上升0.0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609亿元。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行业、较脆弱的小微企业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不良贷款增加较多。例如，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上升0.14个、0.12个和0.13个百分点。

但上述负责人表示，银行业信用风险上升幅度在预期范围内。同时，银行业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一季度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加大核销，一方面化解了存量风险，另一方面也对不良率数据产生一定平抑效果。

不过专家也提醒，鉴于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落地、不良贷款存在时滞、外贸企业订单影响从3月开始等因素，一季度不良率还未有太大波动，可能体现在今年下半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韩沂坦言，目前，不良资产预期上升，金融机构承压易造成系统性风险。一旦有不良资产形成，仍需银行自己消化。政策性融资担保机制和体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内要化解疫情引起的小微企业风险问题，还需各方做出更大努力。

“从中长期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是项系统性工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有效供给。探索借助科技手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风控能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用企业信用积累代替抵质押物依赖。运用差异化政策措施和工具，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从根本上建立起敢贷、能贷和愿贷机制，更为精准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民营、小微企业和社会民生等薄弱领域。

敢贷、愿贷的基础是“能贷”。在这一点上，中小银行一直被认为是服务小微的“主力军”，但他们的信用风险却不容忽视。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城商行与农商行的不良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同期，拨备覆盖率与资本充足率也明显较低，较去年年底也有下滑趋势。3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我国6家银行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这6家银行除富邦华一银行外，其余5家银行均为区域性城商行和农商行等中小商业银行，共同特征是贷款组合可能对经济下行更为敏感。近日，银保监会方面也强调，必须看到，中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承压，部分机构信用风险持续积聚，个别机构面临一定的流动性紧平衡压力。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银行行长黄毅表示，丰富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迫在眉睫。他建议，进一步完善资本工具创新和发行相关制度，搭建“绿色通道”，鼓励并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强其风险抵御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在确保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运用监管和宏观审慎工具，临时性降低对资本的监管要求，使商业银行释放更多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

小微融资不能单靠银行

但是金融机构支持的不断加码并不能完全扭转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保体系的进一步健全、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充分发挥“几家抬”，打好政策“组合拳”才是小微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关键。

“救助小微企业就是保就业、稳定社会秩序。疫情之下，救助小微企业、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单靠金融系统的努力，财政、税务、国资等部门也应制定相应的量化考核目标，齐心协力支持小微企业，完成‘六保’目标。”韩沂在提案中提出。

在多部门合作中，打破信息孤岛，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小微金融服务成本高企问题十分迫切。王玉玲建议，要强化小微企业信息共享，探索构建地方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健全各层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查询机制，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也被寄予厚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建议，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除了强化金融支持，财税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国华则将疫情期间。政府的支持方向总结为“一扶、两宽、三补、四减”。“一扶”是指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两宽”是指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融资条件的宽松；“三补”是指财政补、税费补、损失补；“四减”是指减税、减费、减租、减缓。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未来政策仍有发力空间。“很多企业已经享受到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但从企业第一线的感受来看，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建议，可将贷款利息列入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逐年降低增值税率，或将13%、9%、6%三档简并降为两档。

“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同时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也建议进一步减税，还利于民。